慢性肾脏
正如雷丁女士所言：上帝宽恕和忘记我们的错误，但互联网从来不会，这就是为什么被遗忘权对于我们如此重要。
她是变性人的事实并不有损于她的诚实和判断能力……被告主张，女性社会角色的改变使得这则报道具有新闻价值。那么，其第二项理由是否有说服力呢？ (一)以侵害画像权作为取消姓名搜索之理由的妥当与否 欧盟法院认为，姓名搜索使得任何网络用户能够随时通过搜索结果列表得到互联网上有关特定人的信息的结构性的概貌，从而建立起这个人的细节性画像。
换言之，民事交易交往场合与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等语境下的个人数据权利保护并不遵循完全一致的规则。指令第6条第1款(d)项要求，各成员国应当规定，个人数据须准确并在必要情况下保持更新，应当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确保不准确和不完整的数据被删除或者更正。[68]确实存在着通过搜索引擎得到某个普通人大量生活信息的可能，这主要来自于社交网络。[41]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人不得拒绝自己成为新闻报道的背景。社交网站上个人主页的创建通常基于用户与网站之间的合同，而对基于合同发生之数据转移的法律控制早就存在。
[26]Explanatory Memorandum of the Regulation Proposal, p.9. [27]有学者认为，应当在广义上理解被遗忘权，它既包括完全的被遗忘，即要求彻底删除，也可以包括部分被遗忘，即在删除数据之外，选择其他数据处理方式。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在于个人不良信息如继续存在于征信机构，将会对信息主体的生活造成现实妨碍。李惠宗：《行政罚法之理论与案例》，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2页
这些经验和做法要继续坚持，并不断发展完善。[59]在《矿产资源法》检查中发现，还有一些地方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盲目审批，无偿获证，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使那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也能够持证采矿，从而导致乱采滥挖，采富弃贫，采易弃难，毫无科学合理开采而言，既浪费和破坏了矿产资源，又造成了污染，损害了生态环境。[28]例如，2004年《统计法》执法检查中，检查组向浙江省政府提出了若干整改意见。双方各得其所，互利互惠。
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执法的标准和尺度。其三，它也充分调动了地方人大监督法律实施状况的积极性。
[83]同时，要加快法律修改进程，建立重点区域联防联控、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及应急响应制度。[64] 最后，个别报告也提出或倡导通过制度设计遏制地方保护。[77]《水污染防治法报告》(2005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5年第5期。《立法法》第八条成为强化中央立法权的一个主要制度通道，其将十一项最为重要的立法事项划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7年第4期。但在官僚文化中，这种学习有时是极为谨慎、甚至忌讳的，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承认本地的执法是无效或失败的。如，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于2008年先后到海南、广东等地开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执法检查整改工作落实情况的调研。与妥协、交换不同，利他效应不仅关涉双方，而且牵涉、甚至主要牵涉到第三方的利益。
[34] 2006年，《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执法检查小组对陕西省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反馈和整改意见。[7]或者通过攫取计划外的财政收入或其他资源维持自身的造血功能。
[16]《宪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邱大军：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在海南调研执法检查整改工作，载《海南日报》2007年5月15日。
然而，在实践中，执法检查组和常委会不仅对地方政府的执法工作直接评头论足，而且还设法督促这些政府改善法律实施的状况。[85]随后，联邦制研究的权威丹尼尔·伊拉热尔(Daniel J. Elazar)也在其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中提出，双主权联邦制理论对于19世纪初期至1913年的美国联邦与州的关系已经缺乏解释力。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实践已将上述理念和原则具体化。某西部省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在访谈中表示，执法检查将带来其他地方的有益经验，这对于解决本地的执法困境大有帮助。[6]参见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00—115页。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和立法监督的强化，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我审查也随之常态化。
周飞舟竞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54—77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九合指出，请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并落实检查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检查组提出的我们在贯彻执行这三部法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和工作计划，逐步加以落实。
[15]《宪法》第八十九条第(三)、(四)项。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这些事项的扩张解释进一步巩固了中央立法权的支配地位。
除了相对清晰的立法权分配规则之外，州与联邦之间在很多领域上缺乏明确的管辖权规则。[47]近年来，常委会已经在实践中主动地将两者结合起来，实现双赢。
在监督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同时，关注和解决执法成本问题，并吸纳地方提出的修法意见，此为互惠。需要指出的是，这也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由于这一关键的程序缺失，执法成本的承担、执法条件的成就最终往往落到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头上。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11日。
[3]See Cabriella Montinola, Yingyi Qian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 Vol.48，No.1，pp.50—81. See also Yingyi Qian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1，No.4，pp.83—92.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在执法检查领域，这一沉默也成为横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行为法障碍。
[26] 为了进一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抵触情绪，赢得它们对执法检查的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借助组织法上的资源尝试另一种制度创新——委托检查。另一方面，执法检查实践的最重要环节及内容却主要发生在地方，包括实地调研、访谈、听取汇报等。
[57]如《国务院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1990年11月10日)、《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2001年4月30日)等。通知要求，各市落实整改工作的措施及整改结果务必于当年年底前上报省厅。
[63]参见《产品质量法报告》(1997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7年第5期。[12]Linda Chelan Li,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ends, Processes, and Impacts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30，2010，pp.177—190. [13]李芝兰，见前注[10]，第122页。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仅对于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拥有组织法意义上的监督权。[10]同时，零和博弈范式面临着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分析者无法想象，可以在什么条件及情况下，中央与省之间的游戏规则或会发生变化。
在此过程中，省级人大常委会也会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力量向本级政府施加更多的压力，督促政府解决制约执法顺利进行的问题。但是，由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再加上幅员广阔、地区差异大，各地政府在事实上享有较大的执法裁量空间。
地方政府也经常通过异地学习考察等方式取经，而且这种学习也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空间。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执法经验，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积极的评价，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予以肯定。
为了将监督的效果最大化，如何使中央与地方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实现互惠双赢则成为关键。针对那些已经纳入立法规划、立法计划的法律，常委会要求将地方的建议纳入修法工作中。